从《十二铜表法》到《法学总论》，其间已是千年，比《秦律》到《唐律疏议》的时间还长，在中国的法制史上，《秦律》到《唐律疏议》于立法基础上有根本的改变，而《十二铜表法》到《法学总论》，却总是围绕权利这一核心，虽说《十二铜表法》简单粗疏，法理未彰，比不上《法学总论》的论证宏丰，法理昭然。
杀伤人者，以故杀伤论。在现代法律中几乎是唯一主角的权利，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一直缺席，岂非咄咄怪事。
其次是引导人们这么做。在我们的论证中，已经明确这种对立的、排他的权利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，在商品经济中会有更多的表现。讲到中国古代的礼，一般指三礼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在这三部著作中，多有关于权利的记载和规定，诸如生老病死，迎来送往，生息蕃衍，互敬互爱，和谐共生等。更是不屑于唯利是图的小人。如此看来，近代的西法殖民，让太多的中国法学家叩拜膝行，不敢申中华法系之家学了。
我们要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寻找权利的身影，确定它的历史地位，弄清它的不足，以利于今天的法制建设。秋官司寇，称为刑官，主要就是管法律刑狱的，兼掌礼宾等，在秋官的总规定中是这样写的：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定分职，以为民极。为私的都是物质利益，而不讲精神追求。
这些都在地官的管辖范围内，不需要刑官（秋官）来管。说得更准确一点，是对人们道德伦理关系及权利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治理。[64]让没有的商品使之有。又如杂律422：罢奴婢马牛立券规定：诸买奴婢、马牛驼骡驴，已过价，不立市券，过三日笞三十。
胥师贾师莅于介次，而听小治小讼。[31]意思是说，我们只是建言，要崇礼义。
五变通……再讲利，亦有多义，一作锋利、锐利解。再有，宗法关系虽然对权利有稀释的作用，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很多民事纠纷在宗法关系内部、在民间就得以解决，无须官府插手。宗法关系内的相互帮助，抚幼扶孤，赡养老人，热心公益等都在消减人们的权利关系。而关于土地纠纷，则以政府部门保存的地界图来判断曲直。
到了宋代，义利之辨并没有停息，而是增加了时代内容，和当时的理欲之辨搅和在一起。可以这样断言，各大原初文明的法律都是以刑法开始的，后来民法才逐渐渗入进来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刑、民是合体的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，制天下之地征，以作民职，以令地贡，以敛财赋，以均齐天下之政。[8]这已经是非常达观的认识了，欲望（这里可引伸为权利）是人的本性，是不可能祛除的，但却可以节制。
我们先来看司市的职责范围：司市，掌市之治、教、政、刑、量度、禁令。[50]对于土地、牧群及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关系，我们倾向于这样的认识：在原始时期的农牧业群体中，财产或是公有，或是私有，或者部分公有、部分私有。
[5]应该说，rights一词的出现，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来的，有它自身的历史原因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说的是商品交换的总趋势，时间跨度在人类社会中长达数千年甚至上万年，尤其在商品交换的初期，这两个方向上的发展都是极其缓慢的，尽管它有不断加强的趋势，具备加速度的效应。
北宋有欧阳修、李觏、王安石，南宋有薛季宣、吕祖谦、陈傅良、陈亮、叶适等。不论是在名例律，还是在其它户婚律、厩库律、擅兴律、贼盗律、斗讼律、诈伪律、杂律……中，随处都可见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保护。对此种现象，马克斯·韦伯有比较公允的看法，他认为原始社会的财产形式既有公有的，也有私有的，无法作任何概括性的论断。其实，这里已透露出一个消息：权利一方同样是人性的顽强表现，有着坚韧的现实的社会基础，永远不可能就范。[78] 吴经熊著：《法律哲学研究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61页。作了上面的分说，我们就来看《唐律疏议》对权利关系的重视与维护，可以说是触目皆是。
[57]是和国家安危、百姓康乐联系在一起的。从此以后，权利一词开始其在中国法律中的历程，逐渐被人们认知并熟悉，进而在中国大行其是。
既然对权利的追逐出于人的本性，是客观存在的，荀子就没有一味地否定它：性者天之就也，情者，性之质也，欲者，情之应也。这种案子，在《周礼》中是作为讼来解决的，由地官来处理，不入刑。
还应该提到，司马迁对于人们追逐权利的方式是有区分的，他说：是故本富为上，末富次之，奸富最下。[9]这不止是对荀子人性论在权利问题上的通俗表达，而且还指出统治者对待这种权利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人们对它的追求。
陈顾远只是其中一例，而另一更有名的法学家竟然这样认为：明白地说，道德诚然是法律所应该承认并且保障的一种社会利益，但是还有其他的许多利益——例如学术、货殖、科学上的发明、衣食住行的改进、个性的发展、生活的舒适，——也是要法律承认和保障并且促进的。它不是惩罚性的，而是教育型的，引导型的，即使有惩戒，也意在规劝。本业是必须保证的，末业却可以轻忽。司马迁在区分本富和末富时，实际上在延用中国传统中关于本业和末业的划分，本业指农牧业，是国民经济的根本。
因为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个人利得最大化，[54]使人们尽可能地谋求个人利益的实现，而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，人们的财产意识和财产行为会更为明确更为强烈，人们只有保持个人的产权，个人的利益才可以实现，个人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，有赖于个人产权最大限度地保持。士以修治，农以具养，工以利器，商以通货，各就其资之所近，力之所及者而业焉，以求尽其心。
通过以上的探微，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权利有了大致的轮廓：权利起于人性，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
当然，市场交易中难免会有权利纠纷，对于这种情况，市师莅焉，而听大治大讼。圣人之学日远日晦，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。
权利在中国成为中性词甚至褒义词，是到了近代的事，19世纪中叶，当美国学者丁韪良先生（W.A.P.Martin）和他的中国助手们把亨利惠顿（Henry Wheaton）的《万国公法》（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）翻译成中文时，他们选择了权利这个古词来对译英文rights，并说服朝廷接受它。下面就转入这一小节的正题，回答在《周礼》中包含有哪些对立的、排他的权利。今大夫各修太公、桓、管之术，总一盐、铁，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。最终，在孔子那里，义利还是有高下之分的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
[18]他也意识到道德与权利会有矛盾、有冲突，因而教导人们要见利思义，[19]不要被利蒙蔽了。[28] 《盐铁论·轻重》[29] 《盐铁论·轻重》[30] 《盐铁论·利议》[31] 同上。
[42]显然孟子并不否定利益的存在，而且要求老百姓要有足于维持生存的财产。但是，特别要提醒的是，无论在中华法系还是西方法系中，道德与权利都是法律的主题，区别只在于，这两个主题在不同的法系中权重不同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有异，在认识的深度上各有千秋。
然洪范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这样一来，中国古代法律中少见民事案件，应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。